以军称继续在加沙地带中部打击哈马斯目标

[3]法院在张成银案之前就已在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行政诉讼案、刘燕文诉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案、宋莉莉诉宿迁市建设局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裁决案中运用了正当程序原则，但判决书中未明确提及该原则，对此有些学者已有精辟分析，见杨建顺：《行政规制与权利保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87—688页。

第三，调整篇章结构，重述法条文字，使法律规定更加清晰和严谨。立法部门似乎也认为，《立法法》关于效力层级的规定，法院在行政审判中也可以适用。

最后，经最高法院批准，高级人民法院可以确定若干法院跨行政区域管辖行政案件。总的来说，这一次《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反映出这个时代推进法治的努力，但也折射了中国法治进程的阶段性和局限性。但复议机关当被告的规定，有可能对行政纠纷解决机制产生深远影响。其次，法律条文大量采取在列举之后加等、其他等予以概括或者补充的技术，较好地兼顾了法条的明确性和概括力。这将导致大量行政纠纷经过复议后进入中级法院，一些基层法院的行政案件有可能出现萎缩。

一  着力解决困扰行政审判的主要问题 立法者注意到，行政诉讼中存在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等突出问题，人民群众反映强烈。复议机关当被告的规定，在短期内，将给复议机关在办案、应诉等方面造成较大压力。同时，作者还相信言辞和论辩具有巨大的改造力量。

因此下文的论述将以艾伦的学说为主线。二者不是相互排斥的关系。另参见高全喜：政治宪法学的兴起与嬗变，《交大法学》2012年第1期（创刊号），第22～43页。有关自由规范主义的兴起，参见[英]马丁·洛克林：《公法与政治理论》，郑戈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91～298页。

在政治和社会的意义上，不存在任何优位的人权。在国际层面，随着欧盟的宪法化趋势与《人权法》的出台，戴雪的宪法模型以及自鸣得意的英国本土主义心态越来越没有市场。

[23]Section 3（1）of HRA. [24]See section 4（1），section 4 （3），section 4 （4）of HRA. [25]前注[22]，李蕊佚文，第168～169页。权利和道德在概念上没有任何关联，它同法律一样，不过是权力关系的表达。[80]高文还明确提出应将转型宪法学归入政治宪法学的范畴。参见[英]比尔·考克瑟等：《当代英国政治》（第4版），孔新峰、蒋鲲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6～69页。

在这点上，中英之别立显。同样在《政治宪法》中，格里菲斯论及：宪法的实质在于，联合王国政府为有效治理本王国所采取的任何行动，如其所知，受到两方面的限制。（三）反对把宪法规范当作核心研究对象 除了反对司法宪政主义之外，我国的政治宪法论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反对宪法的规范性。问题出在哪？要么奥利弗提出的‘越权无效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吗这一设问一开始就是伪问题，要么背后还有实质性的关切。

[14]而且所谓权利，不过是一系列的政治要求。[30]G. Gee, The Political Constitutionalism of J. A. G. Griffith, （2008） 28 Legal Studies 20, p.42. [31]G. Gee＆G. Webber, What is a Political Constitution? （2010） 30 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273，P.288. [32]Thomas Poole, Tilting at Windmills? Truth and Illusion in the Political Constitution, （2007） 70 The Modern Law Review 250, p. 253 [33]See Adam Tomkins, Our Republican Constitution, Oxford: Hart Publishing, 2005。

不能简单地宣称司法审查是在贯彻议会的意图，否则将大大束缚法院的手脚，进而危及个人权利，但因为法院缺乏民主基础，所以它的正当性又必须在其判决所内含的政治和道德原则中寻找。[37]就此而言，宪法绝对离不开民主，因为通过日常政治（尤其是立法）过程，宪法随时都可能被质疑、修改或完善。

对于解决社会冲突而言，权利法案起不到什么作用，它只会产生一些仅仅有利于法律人的法律话语。[79]这个概念建立在日常宪法和非常宪法的区分基础之上。[82]参见陈端洪等：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对话实录，载胡建森主编：《公法研究》（第十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2]L. Scarman, English Law-The New Dimension, London: Stevens, 1974, p. 5。我国的政治宪法论者虽然否定法律权威内在于法律规范意义上的规范，但是否也像其英国同行一样承认并主张最低限度的规范？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但就他们目前关于非常政治和转型宪法学的强调而言，这一规范性的维度至少是隐晦和曲折的。尽管这一对比更多是出于想象或美好愿望，但人们所关切的问题却是真实的。

19世纪的英国人对代议制政府充满信任。其中表现最为凸出、论证最为细密的当属艾伦教授，他在这一主题上的撰写文章最多、论题最广、立场也最为坚定。

在这种思维模式中，法律只不过是作为一种被给定的表象，真正起作用的是其背后的某些决定性的因素……比如说‘主权者的命令、‘社会连带关系、又或者是某种难于辨明的历史规律……而规范宪法学所持的观点却与这种明智的观点截然相反，规范宪法强调法律的权威内在于法律本身。更重要的是，一旦对宪法条文的含义发生争议，应由法官说了算。

[29]这段有悖其一贯风格和观点的表述，出现在《政治宪法》一文中并非偶然。[56] 第三，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只有普通法这样的制度，才能如此有力地维持传统价值，正是它的逐渐演化特质，使其必然承载着英国社会的诸多基本价值，而法官就是这些基本价值（或共同善）的权威代表，因为他们的作用就是将集体理解表达出来。

相反，它是有意将这一任务交由政治行为者通过日常的政治过程来完成。如果在要求立法以宪法为根据时，又无适当程序和机构来审查立法是否违宪并纠正或救济，那么，质问宪法是不是法，便不足为怪了。法律宪法论又称普通法宪政论，它建立在戴雪的理论基础之上，但对后者作了修正，在思想类型上可看作是洛克林所谓自由规范主义的变体。概言之，英国的政治宪法论者并非只关心事实上的权力关系，相反，他们对宪法应该是什么不仅有明确的意识，而且还在理论上给予详细阐述。

[64]最近，张千帆教授亦指出：根据通例，宪法序言不具备直接的法律效力，而且绝大多数话语是政治叙事，不宜直接适用。参见前注[1]，J. A. G. Griffith文。

它要求司法审查必须与议会意图相联系，亦即，司法审查的目的是确保行政行为忠实地贯彻议会意图，而不超出议会所授予的权限，同时司法审查权也以此为限，如果前者具有议会的授权，法院也不能随意干预。[49]T. Poole, Questioning common law constitutionalism, （2005） 25 Legal studies 142，p. 146. [50]对这一场学术论争的中文评述，参见何海波：‘越权无效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吗？—英国学界一场未息的争论，《中外法学》2005年第4期，第488～500页。

[21]A. V. Dice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 London: Macmillan, 1915，p. 38. [22]关于英国的弱型宪法审查制度，可参见何海波：没有宪法的违宪审查—英国故事，《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第109～122页。贝拉米的立场更为明确：对任何事物，人民才是最终的决断者，除了他们自己，没有任何权威可替他们作决断。

[40]一句话，政治宪法规范模糊不易识别。[55] 第二，从审判角度来讲，传统普通法的诉讼形式赋予审判一种内在的道德，因为当事人可以自主地控制整个诉讼程序，艾伦说：普通法审判的真正性质会在考虑当事人的关键作用时呈现出来……其要点在于，必须将诉讼双方视为一个独立自主的道德个体并恰当地维持他们的尊严。规范内容不易识别的主要原因又在于政治宪法的运行方式本身不像法律宪法那样清晰可见[41]正因为宪法每天都在变，民主过程就是宪法，所以，政治宪法与日常政治活动无法分开。[4]D. Dyzenhaus, The Left and the Question of Law, （2004） 17 Canadian Journal of Law and Jurisprudence 7, p.7. [5]参见Lord Hailsham, The Dilemma of Democracy: Diagnosis and Prescription, London: Collins, 1978。

[77]郑贤君：方法与意义—宪法学方法与范式，载王锴主编：《宪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4～35页。[6]格里菲斯认为，宪法改革论者的权利法学必然败坏法律和政治。

《政治宪法》发表时的英国社会，用格里菲斯的话来说，处于一种极其易燃的状态之中。但这种对意识形态化的法治的批判，并非是要抛弃合法性原则。

【注释】 本文曾提交中国宪法学研究会2013年年会，刘山鹰教授、侯宇教授和黄明涛博士等在会上进行了评议。[19]第三阶段开始的标志则是2013年底《德国法律杂志》所刊发的9篇专题文章，这些文章重在阐述政治宪法之于法律宪法的优点和潜能。